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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由于是高风险的,自然要追求高回报。每当创业者向我介绍他们的发明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把一块钱变成五十块”。虽然风险投资最终的回报远没有几十倍,但是,投资者每一次投资都会把回报率定在几十倍以上(上面那个手机软件显然达不到几十倍的回报)。因此我这第一句话通常就难倒了一多半创业者。大部分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要这么高的回报?是否太贪了?两年有个三五倍不就不错了吗?”一般传统的投资几年有个三五倍的回报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由于风投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它必须把回报率定得非常高才能收回整体投资。据我一位做风投的朋友讲,红杉风投当年投资Google的那轮风投基金高达十几亿美元,只有Google一家投资成功了,如果Google的回报率在一百以下,整轮基金仍是亏损的。从另一方面看,对风投来讲几十倍的投资回报是完全可及的。五十年代早期风投AR&DC投资DEC,回报是五千倍(,000到5,000,000),KPCB和红杉风投投资Google是五百倍(一千万到五十亿美元),而Google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安迪.贝克托森的回报超过万倍(十万美元到今天的十五亿美元)。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Google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2001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Google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英特尔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处理器公司可以独立于计算机整机公司而存在。在英特尔以前,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必须自己设计处理器,这使得计算机成本很高,而且无法普及。英特尔不断地为全世界的各种用户提供廉价的、越来越好的处理器,直接地使个人微机得以普及。它大投入、大批量的做法成为当今半导体工业的典范。它无疑是过去二十年信息革命大潮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是今后除非它能找到新的成长点,否则它会随着PC时代的过去而进入自己平和的中老年期。电子游戏平台送彩金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小的例子。风投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总的来讲好的风投是创业者的伙伴。

电子游戏平台送彩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主导了世界的金融业,在二战后的较长时间里,美国是资本的净输出国,比其它国家有多得多的资本可以进行投资。传统的投资方法是将资本投入到股市上去(PublicEquity)或者购买债券(Bonds,比如国债)。前者一百多年来的回报率平均是百分之七左右,后者就更低了(美国国债的回报率是百分之五左右)。要想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过去的办法只有投入到未上市流通的企业中去(PrivateEquity)。由于吃过1929年到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亏,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严格限制银行的各种炒作行为。直到七十年代时,闲余资本只能进行投资,很难用于金融炒作。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纯金融的一些游戏,比如对冲基金(HedgeFunds),那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我和李开复以及许多优秀的管理者探讨过为什么一个公司进入成熟期以后,很难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功。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已经非常适应,甚至过分适应自己传统的市场。这使得该公司获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会渐渐地、深深地植入该公司,可以讲是这个公司的基因。当这个公司在海外发展分公司时,它首先会将这基因带到新的地方,克隆出一个新的公司。微软在中国的分公司一定还是微软的风格,中国的谷歌一定继承了Google的文化。同时,它们又都像美国公司,而不是日本公司。类似地,当这个公司开拓新领域时,它也会按照自己的基因克隆出一个新的部门。遗憾的是,适应现有市场的基因未必适合一个新的市场。

硅谷汇集了美国三、四成的风险投资,每天硅谷都有成百上千的公司成立,但同时又有成百上千的公司关门。对于那些失败的公司,大家并不关心,甚至无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即使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公司,像网景公司、SGI公司,人们很快也就忘却了它们。在这些成千上万家硅谷的公司中,最终创造出了一些像思科、谷歌那样的传奇故事。仿佛间在硅谷办一个公司就能成一个。岂不知,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失败的公司在为少数几个成功者做分母。创业的过程本身是异乎寻常的艰辛。即使最后成功了,回首起来也是险情不断。一位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和我们讲,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前一家公司挣到了不小的一笔钱,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两人上百万的积蓄就烧完了,他们艰难到用信用卡买设备,每月勉强支付出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运气很好,在这个时候找到了风险投资,融资几千万,但是,仅仅一年又烧得差不多了。好在当时两家垄断性跨国公司不惜成本地相互竞争,使他们渔翁得利,得以以一个很好的价钱(十几亿美元)被其中一家收购。但是,回想起来,成败就在一线之间。当然,华为近期还不可能动摇思科的根本。这一两年得益于以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已经走出了2001年的谷底销售直线上升。这里,我们在一次看到安迪-比尔定理的作用。在互联网行业,服务型公司谷歌和雅虎等会先起步,然后带动网络设备公司的业绩。从股票表现看,从2003年到去年,谷歌的股票率先增长,思科和Juniper公司有个滞后,从去年起开始恢复。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思科的股票走势和谷歌吻合的非常好。电子游戏平台送彩金三十年来,苹果公司经历了从波峰到低谷再回到浪尖之巅的过程。它的兴衰和它创始人的沉浮完全重合。从苹果公司诞生到它开发出麦金托什,可以认为是它的第一个发展期,麦金托什的出现,使得它领先于微软而站在了浪尖上。中间的近二十年,苹果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步。好在它像艺术家一般的创新的灵魂未死,并且在它的创始人再次归来之后,得到再生和升华。乔布斯送给年轻人两句话,永远渴望、大智若愚(StayHungry.StayFoolish),愿与诸君共勉。

每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一个公司兴衰时,我们并不难找到原因。但是,作为当时的决策当事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即使看清了方向,也常常很难执行自己的意图。为什么一个公司转型就那么难呢?显然,微软不可能看着Novell做大,但是,直到1994年以前,它们的竞争并不引人注意。由于微软当时的核心业务还是以个人微机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为主,它和Novell的业务不是太重合,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甚至大于它们的矛盾。在当时,一个企业在安装网络时有两个主要选择,基于各个版本的UNIX和TCP/IP协议的局域网,或者基于Novell的NOS的局域网。前者在用户看来是UNIX,后者是DOS。虽然Novell采用的是DRDOS,但是用户使用起来和微软的MSDOS一模一样,对程序开发者来讲也是一样。Novell无疑是在帮助微软和UNIX争夺企业级的市场。当时,微软在网络操作系统上毫无可圈点之处,它甚至临时性地选择了IBM的OS/2LANServer来抵消Novell在网络上的优势,但是OS/2LANServer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种主流的网络操作系统。当我在不同复印件上拷贝时,得到两个颇为不同的黑白复印件。不仅原来精心设计的丰富色彩在传真文件中看不到,而且每次黑白复印件深浅不同,反而会让商业伙伴和客户糊涂。上面的图片是在九十年代拍摄的美国新泽西州弗伦翰公园(FlorhamPark)日落的照片。弗伦翰公园占地十几平方公里,大多是芳草地和森林,在森林中央,是一片中等规模的临湖的工业园——这是笔者见到的最美丽的工业园。在那里,每天都能看到天鹅在湖中悠闲地游荡,不时可以见到野鹿出没。这里原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地产,1996年,这里来了一个新主人——美国电报和电话公司(AT&T)实验室。1995年,如日中天的AT&T公司重组,分裂成AT&T、朗讯和NCR三家公司。AT&T下属的举世闻名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也被一分为二。朗讯公司获得了一半的科研机构和贝尔实验室的名称。划归AT&T的一半研究室组成了AT&T实验室(后来更名为香农实验室),从原来的茉莉山(MurrayHills)搬到了弗伦翰公园。在那里,出过十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AT&T实验室,像一颗进入晚年的恒星,爆发出极强的、但也是最后的光辉,然后就迅速的暗淡下来。十年后AT&T和朗讯公司分别被SBC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并购。十年前,我在AT&T实验室实习,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实验室的气氛很像今天的谷歌。不少人的座位旁都放着上面这张美丽的夕阳照。现在想起来,它似乎预示着一个帝国的黄昏。

麦金托什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买得到的、拥有交互式图形界面并且使用鼠标的个人电脑。它的硬件部分性能略优于同期的IBMPC机,而它的操作系统领先当时IBM-PC的操作系统DOS整整一代。后者是命令行式的操作系统,用户必须记住所有的操作命令才能用计算机。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交互式图形界面的Windows时,如果要我们退回到DOS,我们会觉得很别扭。麦金托什和IBM-PC当年的差别就有Windows和DOS那么大。除了界面上的差别,麦金托什操作系统在内存管理上有DOS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后者实际可用的内存始终局限在640K,而前者没有任何限制。麦金托什一出来就卖得很好,因此无论从技术上讲还是从商业上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英特尔公司的商业模式历来是靠大投入大批量来挣钱,同一代的芯片,英特尔的销量可是太阳公司的十倍甚至更多,因此,它可以花几倍于其他公司的经费来开发一个芯片。但是,当一种芯片市场较小时,英特尔公司很难做到盈利。现在,这是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整个行业都开始遵守微软制定的规则时,全社会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靠微软吃饭的人。有编写、翻译、出版和销售Windows编程书的人(只要到各个书店科技图书的柜台前看一看有多少这类的书就有体会了),还有从事各种微软软件培训或者微软证书考试复习的“专家”(只要在媒体上看看有多少这种广告就行了)。大家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改变微机行业的规则意味着这些从业人员的失业,他们就会首先跳出来反对新的规则并且力挺微软。这样,微软在微机领域的王位就变得几乎无法撼动了,至少不是在技术上能撼动的。同样的道理,Google也养活了无数做网站优化的人——这些人把各种网站优化成最适合Google的排名。如果一夜之间出来一个新的搜索引擎要挑战Google,不论它是否比Google好,这些人马上会出来反对。即使像思科公司那种不直接和终端用户打交道的公司,对社会的影响也远不止是卖一些网络路由器那么简单。当一个思科的证书成为求职的敲门砖时,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必须掌握其相关技术,你可以想象这时思科的地位便稳如泰山。甲骨文的情况也和思科类似。摩托罗拉另一个问题是管理混乱,内斗多。虽然这是上市大公司的通病,但摩托罗拉在同行业公司中问题更严重些。大公司在竞争中,不需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比对手好一点点就行了,而摩托罗拉却恰恰比英特尔和TI差了一点。时间一长,就露出了败相。

乔布斯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在校研究生,因为自己无法在读书的同时带孩子,她决定将乔布斯送给别人收养。她非常希望找一个有大学学历的人家。先开始,她找了一对律师夫妇,但是那对夫妇想要个女孩。就这样,乔布斯就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家。但是,乔布斯的生母后来发现不仅他的养母不是大学毕业生,养父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于是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字。后来,乔布斯的养父母许诺日后一定送他上大学,他的生母也就答应了。郭士纳像个高明的医生,开始一直千疮百孔的IBM。他的第一招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将IBM溶解掉,通俗地讲,就是开源节流。他首先裁掉了一些冗余的部门和一些毫无前途的项目。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操作系统OS/2的项目。这样,人员相应减少了,费用自然降低了。但是,短时间内增加收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士纳的做法是卖掉一些资产。如果去过IBMAlmaden实验室的人都会发现,那座非常豪华的大楼非常不对称,似乎只盖了一半。事实上的确如此,IBM当时盖了一半没钱了,就留下了这座烂尾楼(见附图)。而且,郭士纳还想把盖好的这一半卖掉,只是这座楼盖得实在太贵,在九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没有公司买得起,它才得以留在IBM。郭士纳事后讲,这些裁撤部门和卖资产的决定,不仅是他在IBM,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电子游戏平台送彩金当然,虽然信息革命的浪潮将英特尔推上了前沿,英特尔还必须有能力来领导计算机处理器的技术革命。英特尔的CEO安迪?格罗夫在机会和挑战面前,最终证明了英特尔是王者。英特尔起步的八十年代恰恰是日本的十年,当时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日本东京附近的房地产总值相当于半个美国的房市总值。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半导体公司都在日本,PC里面日本芯片一度占到数量的60%(注意:不是价钱的60%)。以至于日本有些政治家盲目自大,认为日本到了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怀疑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是否会落后于日本。但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全世界半导体市场就会发现,日本的半导体工业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芯片上,如存储器等芯片(即内存),而全世界高端的芯片工业,如计算机处理器和通信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全部在美国。八十年代,英特尔果断地停掉了它的内存业务,将这个市场完全让给了日本人,从此专心做处理器。当时日本半导体公司在全市界挣了很多钱,日本一片欢呼,认为它们打败了美国人。其实,这不过是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弃子求势的一招棋。1985年,英特尔公司继摩托罗拉后,第二个研制出32位的微处理器80386,开始扩大它在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市场份额。这个芯片的研制费用超过三亿美元,虽然远远低于现在英特尔新的处理器芯片的研制成本,但在当时确实是一场豪赌,这笔研制费超过中国当时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半导体科研全部投入的好几倍。英特尔靠80386完成了对IBMPC兼容机机市场一统江湖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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